在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·二》中，鲁迅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：
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，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，使文章增添活气，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，不易于疲倦。但中国的有些译本，却将这些删去，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，使他复近于教科书。这正如折花者，除尽枝叶，单留花朵，折花固然是折花，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。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，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，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。
这里虽然说的是翻译，但却触及了“学术文艺”著作如何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的问题。在鲁迅看来，即使是学术论著（即“讲述学术文艺的书”）也不必板着面孔，让人望而生畏；而应该生动活泼，谈笑风生，使读者感到“格外的兴趣”。鲁迅这里倡导的，也就是随笔化的学术，学术性的随笔，质言之，即学术随笔也。既然高深的“讲述学术文艺的书”都可以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，那末，一般的学术论文更可以放下架子，更可以谈笑风生了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练着写这样的学术随笔。一来二去，日积月累，也有了二百余篇。因为是练习，很多篇并不成功。除了学术功力、学术深度方面的不足，在生动活泼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。这里只能套用孔老夫子的话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”现在，我从二百余篇中选出五十二篇，编成《学术随笔自选集》，投放市场，接受检验。全书分成三辑：
第一辑“八方风雨论鲁迅”，共二十篇，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强。之所以叫“八方风雨论鲁迅”，有两层含义。一是鲁迅生前、身后都承受着八方风雨的冲击；一是我的这些随笔也曾惹起一些风风雨雨。特别《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评价问题》一文，虽曾得到学术界一些朋友的谬奖，但也有某位自称“捍卫鲁迅”而又拿国家文物送礼的先生，生前一口咬定它是“攻击鲁迅”、“为右翼文人翻案”。《两位艺术大师为何不相能———略论鲁迅和梅兰芳》、《“二周失和”与现代文坛》、《失诸交臂的两位小说大师———略论老舍与鲁迅》诸文，可说是鲁迅和现代文化名人评价问题的具体化。它们引起的风风雨雨，不言而喻。《为什么会一度出现否定鲁迅的情绪》一文，是对一股复杂思潮的正面剖析；而《为鲁迅一辩》一文则尖锐批评了美籍华人学者、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，他竟然在海峡两岸政治上和平统一、文化上整合互补的时代潮流下，彻底否定鲁迅。《“地方色彩”·民族性·世界性》一文，纠正了一个流布甚广的以讹传讹，它正在迎接习以为常者的挑战。至于《毛泽东和鲁迅是天才，但不是“相对完人”———读周扬同志文后》一文，更明显是“冒犯权威”。因“权威”已经作古，“冒犯”并不说明什么“学术勇气”；但争论的问题本身，都很有学术价值。“相对完人”之类的字眼，大可以从我们的学术字典中消失了。
我曾经不自量力地想象古人著《〈论语〉正义》、《〈孟子〉正义》那样写一本《鲁迅著作正义》，言简意赅地介绍全部鲁迅著作。可力不从心，写了《坟》到《三闲集》的六本杂文便难乎为继了，这便是从《崇高的葬礼》到《白璧与微瑕》六篇文章。我并不死心，还要努力写下去。对鲁迅这样的语言艺术大师，花这样的功夫是值得的。
第二辑“文坛杂说”十七篇，涉及了“五四”与“新儒学”、“天才”论、《两唐书》与李商隐评价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、报告文学的真实与虚构、俗与雅等争论较多的理论和创作问题，是自己的一得之见。其中有的文章（如《报告小说———一个文学怪胎》）发表当时便引起过激烈争论。让我略感欣慰的是，一位当时与我意见相左的老大姐刘茵同志，几年前当面向我“认错”，她说：“现在看来，还是您的意见对。”这未尝不是一段学术佳话吧！
“学风杂谈”三题，尖锐批评了一些不良学风。《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？》和《胡兰成不值得吹捧》二文则抨击了歪曲历史、美化汉奸的不良倾向。而今，盛行的是“自我包装”和相互吹捧，上面这五篇文章很可能尤遭某些人的白眼。但我认为这些话应该说，必须说，学术界、理论界应该发扬正气，扫除歪风，应该提倡学术品格、学术风骨。
第三辑“台港澳文学纵横谈”十五篇，是我十年来对台港澳文学的部分研究心得。为了避免重复，凡拙著《香港小说史》中论及的作家作品一律不收；拙著《白先勇论》之外，关于台湾文学的文章也只收三篇。香港、台湾、澳门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台港澳文学亦然。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，台港澳文学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贡献，它们大大丰富了祖国文学的宝库。海外华文文学不同于台港澳文学，但很多台港澳作家较早定居海外，二者便有了错综复杂的联系，机械地割裂开来倒大大不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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